侵华日军士兵自杀的原因

1941年2月16日，侵华占驻山西省西北岱岳的日军警备队长林木锐三郎，召集其所管辖的警备队“兴亚团”训话说：
“日本快亡了，你们看，我家六口人都完了，日本快没有人了，我往家里汇的钱，都被归了国库。完了，日本将亡了，这都是军阀作的孽啊!”
当天夜晚，林木锐三郎将其行李及日用品全部焚烧，然后拔手枪自杀身死。这一事件引起岱岳地方敌伪军的极度慌恐。
据当年《新华日报》报道，林木锐三郎的自杀，是“因受敌阀压迫，悔于侵华战争前途渺茫，刺激过甚”。
林木锐三郎以其一家六口人在侵华战争中遭殃的事实，预感侵华的日本军阀前途渺茫是符合实际的。林木锐三郎是日本北海道函馆县人，自从被日本军阀奴役派遣参加侵华战争后的几年中，曾多次向家里汇钱寄信，但从未接到家里复信。1941年2月14日在岱岳(赛姑坊)，突然遇见他的弟妇，据其弟妇说：自从林木锐三郎出国后不久，他的弟弟也被征当兵到中国打仗，1940年在中国河北省作战时被打死。林木锐三郎汇寄家里的钱，被日本政府以“圣战期间暂归国库”为名，仅换回几张“国债票”，说是把中国打下来才兑现钱，结果气得他那贫病交加的母亲大病致死。从这以后，全家无法度日，林木锐三郎之妻和其弟妇均当女佣求生。1941年春，其妻和弟妇均被日本政府以“救济军人家属”名义，被强迫随侵华日军当“慰安妇”，其十岁小儿不得已做炭工。其妻已被派遣在汉口供侵华日兵玩乐。林木锐三郎听到这些，即痛哭不止，第二天即自杀身死。
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，“日本劳动人民成为盲目的日本军阀的奴役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的全领域遭受了官僚政府的统制，没有民权保证的人民，完全是在军狱的条件之下，被加上了数百亿的军费，人民生活遭遇了全盘的破坏，被推进了贫穷和饥饿的深渊。”“日本军阀完全地毁灭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财富，封塞了一切角落的抗议的呼声，使无数人民大众沦于战争的血海。”
侵华战争开始后，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恐慌，食粮缺乏，反战厌战空气异常浓厚。日本各城市商店虽被政府强迫照常营业，“而人民已无购买力，其他小器皿上之金属物，皆被政府搜去，食粮问题之严重，更为惊人。东京及各大城市居民，均食二成大米，八成高梁，杂以六成海带，举国均在饥馑状态中”。又因兵源征发及战死者过多，各商店完全雇用女店员，轻工业工厂十分之八用女工，重工业工厂十分之六用女工，车站及街头人力车几乎绝迹。又政府规定：“战死士兵门首均悬‘荣誉之家’四字，军官另有标志，过其门者均须行礼致敬。”结果各都市乡村的“荣誉之家”比比皆是，行人每经一街，花去很长时间。每次军队开出，必有万千家属仍“泣送”，因此军阀多令军队跑步开出，但家属仍遥送不舍。这些情形说明，“反战厌战情绪，愈益高涨，虽在警宪森严之东京，亦时有反战标语出现。”
日本侵华后经济困难的情况，常在日本的许多报纸杂志上反映出来。比如有些文章叫人忍受贫穷，有的报纸出现叫吃不饱的人去买营养品的滑稽广告。日本向来有一种叫“梯子酒”的，嗜饮的酒徒由这一家喝到那一家，称之“梯子酒”。由于缺粮，各饭店限制一定食米的供给，进饭店的要吃到几家才得一饱，因之随着出现一种“梯子饭”的名称，足见日本国内贫穷至极之情。日本的“经济政策可说是一种贫穷政策”，由于消费力的降低，人为的降低物价，减少工资，增重税收，“使得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感到极度贫困”。日本的侵华战争，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也害了日本人民。被迫参加侵华战争的林木锐三郎的自杀，反映了日本人民对战争前途的绝望和对发动战争的军阀的抗议。 数据统计中！！